-----“传播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牵头主办，浙大城市学院新闻系、宁波理工学院新闻系协办的“传播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四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在杭州召开。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教授、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童芍素教授、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港澳台地区和大陆等新闻传播界的著名人士和中青年精英12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就“传播与社会秩序”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童兵教授、赵玉明教授、丁淦林教授来电祝贺，并因参加另一学术研讨会而无法到会表示歉意。

    正如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言，人类历史正在进入全球传播时代和大众传媒社会。当下大众传媒正以惊人的速度广泛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并与其发生强烈互动。大众传媒犹如一柄双刃剑，可以优化社会秩序，也可以破坏社会秩序，如何正确、合理和科学地使用它，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会议期间，在龚文庠教授、丁柏铨教授、邵培仁教授、吴飞教授、孙旭培教授、徐耀魁教授、吴文虎教授、戴元光教授和魏永征教授等人的主持下，李良荣教授、张国良教授、祝建华教授、八卷俊雄教授等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精采的主题发言，其他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两天的会议中围绕当今国际国内新闻传播界广泛关注的传播与社会秩序主题，分别就国际传播新秩序、战争·恐怖主义·大众传播、信息公开制度与公众知情权、传媒与社会公正、舆论监督与媒体的权利、传媒与政府形象、谣言的传播与遏制、文化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并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一、国际传播新秩序

    在信息传播社会里，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传播带来的新挑战，提出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理论构想，进而采取相应措施，遏制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霸权等，不仅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国际传播是“无硝烟的炮弹”，比有硝烟的炮弹更具“杀伤力”，应更加注意国际传播的效果和威力。香港中文大学李少南教授等的论文提供了对当前传播历史背景的认识，针对当今信息传播技术发展下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辩析了资讯社会和智能社会的概念及其对社会巨大的影响。北京广播电视学院陈卫星教授对全球化的结构性差异问题作精彩发言。来自瑞典的专家探讨的是当代不同国家媒介现代化问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国家与社会化转型项目，俄罗斯、波兰、丹麦部分已经完成，中国部分正在操作中。

    现代社会中民主、法制和社会互助，都有赖于大众传媒的信息运作。新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现代宪政体制的重要支柱。保障这种传播活动正常进行的传播法建设问题是本次会议较多学者关注的话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角，考察国外传播法现状，希望寻找参考和启发。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飞教授分析了英国传媒政府节制与媒体自律双重作用的管制特色，认为英国范式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博士贾乐蓉则提供了俄罗斯法律在处理与新闻传播相关案件时的例子作为参考。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邵志择则引美国范例为论证，从公众人物的界定出发考察时报-沙利文原则即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来自新闻媒介和公众即使有错误的评论的原则的运用问题。

    另一部分学者则立足中国现实，对中国传播法的建设与应用的问题与现状予以探讨，共同呼吁传播法的建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认为，中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新闻法学界也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眼下当务之急是对大众传播进行专门立法。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健对中国保密法制进行评述，认为中国的保密法制对于国家秘密的界定过于宽泛，其保护措施也极其严厉，应当建立一定的机制以制约政府机构的保密权力。广东商学院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张平宇等也认为，我国目前舆论监督保护中存在突出的法律疲软现象，因此须从立法入手，以体现对舆论监督的适度宽容、倾斜，建立平衡的舆论监督保障体系。上海社会科院新闻研究所魏永征教授运用案体剖析了媒体与司法审判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则就舆论监督的舆论高涨以及如何将高层的意见和措施落实到新闻界操作层面，防止走过场和口号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国际化是我国传播业发展的动力与方向，但媒体的国际化合作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运作的问题，其中蕴涵着文化帝国主义隐忧不可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徐耀魁等对杂志国际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即指出了这一点 但认为这种隐忧是可以通过经济、文化措施来及时遏止。

    跨文化传播也是国际传播新秩序这一话题的固有部分。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教授爱门森等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问题，认为跨文化传播应是文化、传播并重，并就重视世界文化课程内容的具体设置，及联合大学与传媒以更好实现课程积极目标诸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

    二、战争·恐怖主义·大众传播

    战争时期必然使社会秩序遭遇破坏，战争时期也通常是大众传播的异常活跃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在现代战争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此起彼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战争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他们大多充分运用实证的内容分析方法，选择战争报道进行分析以验证理论和寻找规律。南开大学讲师吴风通过对《人民日报》在报道2003年3月爆发的美伊战争过程中所采用的新闻框架的解构，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王轩通过对中国三家日报关于美伊战争报道的进行新闻框架的分析，上海影视大学传播系潘隽运用议程设置理论透视一战、二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的大众传媒，等等。来自香港树仁大学的Li Tsze Sun则对战争报道中常让传播者困惑的自由与责任与道德问题进行剖析。

    同时，恐怖主义事件的媒介显现已是当前尤为引人注目的传播现象。在从冲突走向暴力的过程中，在当今恐怖主义日益升级的局面下，传媒究竟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弥合裂痕、避免冲突、推进妥协、寻求和解方面，传媒是否能有所作为？这也是本次与会者关注的话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罗以澄教授着重探讨影响恐怖分子走向“传媒剧场”的传媒方面的原因；武汉大学石义彬教授等试图以多重视角勾勒媒介暴力研究的图景，梳理媒介暴力研究的相关论争，寻求媒介暴力研究的积极意义。四川大学新闻研究所黄顺铭则从新闻社会学的视野出发，为研究引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视点和研究工具即能见度分析。

    三、传播生态·媒体文化批判

    传播生态是近来兴起的一个重要话题，传播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动力。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陈兵从宏观层面发出“拯救传播”的预警，认为我国的传播生态处于失衡的危险边缘，列举了五大生态危机，提出了六条保持传播生态平衡的对策。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长森则着眼于报道实践中的媒介生态问题，分析良好的公共舆论与良性的媒介生态的相互作用。

    当代媒介对大众社会生活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们一方面肯定媒介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也对其表现出的问题深感忧虑。与会学者对媒体文化开展了理性的批判，复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关于媒体批判操作方式的精彩发言受到与会者关注。在媒体批评中对电视媒体的批判较为集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知常的批评直接指向央视春节晚会，认为央视春节晚会是一个巨大和虚幻的能指。浙大传播所博士生武锦华认为，电视等于霸权已成不争的事实，对电视媒介霸权的分析批判应该成为影像时代理性而严肃的自觉意识。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建珍认为，电视传媒所建构的全球化不能真正给人们带来它所许诺的自由感与全球亲切感，电视话语权分配并不平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吴三军博士则选择从真实电视出发对媒介道德进行拷问。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岩对意识形态下的大众传播话语秩序—主导性话语与职业性话语共存现象有创新性分析。还有与会学者对电子媒介公共空间的构建中的公共领域的人为性倾向、人文关怀意识在媒体实践中流于形式等表示质疑。更有人提出媒体首先要学会道歉，媒体道歉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当前存在的传播不公平现象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大家认为，有效的缩小信息富人和信息贫困者间的知沟，最大限度的避免信息和文化传播中的马太效应，是媒体的责任所在。

    四、政府·传媒·大众生活

    在世界朝向全球化发展的时代，社会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加剧，各领域的突发事件不断增多，突发性灾难性事件传播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还是作为传播学命题，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公共突发性事件报道能够展现政府、媒体、大众三方的密切互动关系和各自角色。政府的危机管理问题、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知情权问题、谣言传播问题、传播与大众日常生活问题等都是由此开拓的研究领域。

    政府危机管理是全球化社会对现代政府提出的重大课题。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公共危机应急总系统的一个分支，是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一个强效有力的“软武器”。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话题发表各自看法。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公民知情权保障也是较为热门的话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张咏华主要从历史和理论上作了梳理和求证，指出 “知情权”和信息公开制并非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专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易容等则对社会和学界称许为我国在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知情权重要一步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探讨。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海阔则以哈贝马斯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开辟的具有社会参与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合理性为契合点，考察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化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博士马嘉则从个体需要的角度入手认为当代的大众传媒既是公众自我意识生成的有机土壤又是僭越其自我意识的工具。

    公共突发事件对于媒介来说就是机会事件。突发事件给媒介带来的机会事件考验了媒介的素质。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显然给我们留下诸多反思的课题，与会者对此话题表现了较大热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国良依据京沪穗三项实证研究成果，发现多年来的一种关于信息公开将带来混乱、恐慌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公共信息公开制的建立和运行将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稳定、有效率而无重大失误之虞。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范志忠等人共同关注的则是2003年危机报道中中国媒体的报道观念和新思维，认为媒体开始走出集体失语的状态。

    在突发性灾难性事件的传播中，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此次会议中有多位学者就谣言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多数学者集中关注的是谣言的负面传播效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文虎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现象。许多与会者共同认为，谣言是一种畸变舆论和负向舆论，在危机状态下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并带来严重危害，与会者并积极从研究谣言的传播本质与具体特点，讨论遏制谣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浙江大学传播所博士李一峰则给出关于谣言传播的另一视角，提出都市传奇是属于谣言的一个大类，一味批判谣言与都市传奇并非是科学的态度，应采取正面的姿态，不预设立场，从民族志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出发，深入观察现代社会的都市传奇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连结性。

    大众传媒渗透性极强，已深深嵌入到大众的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对此与会者予以较大的关注和广泛的探讨。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思屈理性分析了大众传播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相互关系，以“传媒与日常生活分析模型”为依据，论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三重结构”。其他大众生活领域诸如旅游传播、健康传播、小资与传媒影响、时尚与传播、发展传播等都进入到与会者的研讨视野。

    五、传播实务与社会影响

    传播是活动着的传播，与会者当然不会忽视传播实务的研究。与会者对媒体假新闻、媒体健忘症、泛性化倾向等诸多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传播学批判，同时也就如何处理采访被拒、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负面报道、如何开发受众资源等诸多传播实务的改善进行广泛讨论。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神经中枢，社会力量的源泉， 不仅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还将重塑我们的生活、工作、外观和内心。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影响社会？影响体现在何处？这是与媒介伴生的问题。对此，有研究者将视线投入性别与传播领域。女性的发展问题历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敏、苏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杨新敏、荀洁等分别对减肥药报纸广告的内容分析和对不同女性频道的实证考察，结果同样认为在传播技术巨大进步的同时，大众传媒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和操纵却依然如故甚至更为严重。传媒的社会影响在儿童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浙江大学传播所硕士研究生汤浩提出了儿童在大众传媒接触过程中的“角色病毒”问题，认为加强对人们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也有学者将目光投向大众传播与城市文化的相互影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戴元光对上海媒介与上海城市文化重构的互动作了阐述；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俞虹教授则在转型期的背景下对当代人价值观的嬗变做了分析；杭州商学院教授马志强则探讨了区域形象传播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六、传播与新媒体

    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新媒体传播的研究早已成为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大话题。与会者对网络的了解或研究，没有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从理论建设、思想文化、社会机理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祝建华提出了一个描述、解释和预测受众为何使用新媒体技术的新理论概念--新媒体权衡需求，是一项重大的理论推进。与会者较多关注网络虚拟社区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对虚拟社区的社会实在性进行辨析，对虚拟社区的社会属性认定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理论界定的模糊之处进行澄清。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师沈彬则一改以往研究中多半把将虚拟社区与真实社区置于对立的关系中审视，通过现实个案研究提出虚拟社区和现实社区的交集作为中国现代语境下的“公共领域”雏形的发生问题。来自香港树仁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林援森则从超文本作为切入点，探讨超文本对传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影响，试图明确有关问题的思考方向。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传播科技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与魅力。新媒体传播中关于网络信息自由与控制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与会者就网络言论的互动式民主和规范管理、网络舆论监督的定义、网络言论自由的现实制约因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新闻的话语机会比较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也有人带来了对数字电视、手机短信、虚拟技术等传播技术新进展的探讨，并对手机短信一概而论称为“第五媒体”提出异议。

    七、广告与媒介经营管理

    在当代传媒世界和大众生活中，广告无疑是最具渗透力的传播内容。与会者对广告传播进行了较丰富的讨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神博文等经过实证调查和日美英法四国比较研究，从正面论述了“节目内电视广告播出时机对视听者态度的影响”。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晓芸通过对37年来日本《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卷头文章的标题及关键词语的归类分析，探究现代日本广告研究的热点话题流变。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卫军英则指出了现代广告百年发展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和观念在本质上包含着严格的一致性因素，即以特别价值作为普遍性的追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李海容博士则对广告发展前沿较为关注，对新型多媒体互动广告--三维视频广告相关问题的阐述。其他涉及广告传播实务改进、广告法及其影响的研究在研讨中也较多见。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当前中国媒介产业正处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媒介管理改革现状放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下中国新闻媒介产业改革的重点。邵培仁教授等提出了中国报业集团管理改革中存在的用简单的管理学原理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的十大悖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师何镇飚对媒介产品消费和媒介产品消费特点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与会者还就民营资本的介入对大陆媒体发展的影响、传媒战略管理模型构造、媒体整合品牌营销、成功的媒体经营个案等话题作了讨论，认为媒体的经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应该是建立在对受众和社会的密切关注和把握的基础上的一套综合系统。

    八、传播学学科建设及其它

    与会者还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随着社会新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需求的增加，传播学的一些根本性命题受到传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本土化、跨学科发展等关系我国传播学发展策略性的问题，更是成为国内传播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杨伯溆等从回顾传播学的诞生入手，重点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导致的在传播学界的研究方向的变化。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张健康则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的考察，提出中国大陆传播学处于“短视”、“失语”、“跛脚”等“亚健康状态”，并提出操作化定位、动态化监控、科学化管理、本土化栽培的“四化”健身策略，主张以“整体互动”的眼光来对待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跨学科以及基础理论研究等基本课题。杭州日报社宁锐提议以协同学的思考方法和观点为复杂传播现象的学术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方法以拓宽传播学研究的视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赵心树关于冠名原则的看法，他所提出十条有关细释冠名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学术的进步、研究的深化与精化。其间颇出彩的还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关于泛定量研究的质疑引发了讨论热烈，吴飞教授、方延明教授、钟瑛教授等就此发表了各自看法。还有一些对由传统实证研究得出的传播理论给予当前现实下的检验和考察研究等不予一一列举。

    结　语

    这次学术会议与国内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另两个大型会议碰到了一个时间，值得欣慰的是，会议仍然收到论文136余篇，通过专家审读正式收进论文集的有110篇。这次会议论文涉及面广，关注点多，新信息多，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准，整体上反映了当下新闻与传播学界的前沿课题和热点问题，表明了对中国媒介生态状况的热切关注和期待,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中也让我们欣喜看到了老一代学术权威仍然如日中天，不让当年，而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和新生力量正在迅速崛起。

    正如张浚生教授在开幕式中所指出，会议对于推进我国国际传播的学术水准，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水平，促进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等，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载于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 叶琼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