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人找一个凤凰台最有代表性的栏目，也许有人会选《时事开讲》，在它身上，集中了凤凰台的最主要特征：精致、实用，节目形式相对简单。

作为新闻评论节目的《时事开讲》，一般只有一位主持人，一位评论员，节目时长在30分钟左右。演播室里，两个人对向而坐，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最热门的新闻话题，从不同角度对事件作出分析评论，更请来相关专家，深入讨论事件的真相及内幕，其精辟的见解及不凡的口才，常常让人击节称赞。

“必须明白目标观众在哪里”

曹景行对国际时事的独到见解造就了《时事开讲》这一名牌时事分析栏目，他也被称为“电视时评第一人”。成功的武器，是货真价实的“思想的力量”。而他受欢迎的程度，据说让一部分人变得再也不能那么早睡了。“因为《时事开讲》播完已经过了夜里12点”。许多大学生特意到宾馆包下房间，就为了听听曹景行和他的同行们怎么评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

对外大传播：您在节目中提供给观众“第一解释权”，即在新闻事件报道后的第一时间，对新闻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您总能从新闻事件中找到中国及其他华人世界观众感兴趣的东西。做到这一点，您具有什么“独家功夫”吗？

曹景行：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必须明白目标观众在哪里。全球华人愿不愿意接受。凤凰有自己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新闻抓住全球华人的脉搏。

在凤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站在泛中华的角度，为华人普遍接受，这很不容易。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以我们的受众了解为主，你感觉凤凰的节目中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人文关怀，所以凤凰就有了人文色彩。因为凤凰卫视是市场运作下的电视台，做节目一定要考虑成本和回报。观众接受程度高，就代表有广告价值，广告上来了就意味着这个节目有市场。做电视的最大力量是观众的遥控器，因此我们很尽心地为观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节目。其实，无论是做电视还是报纸，脑子里总要想着：观众和读者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节目、报纸不好看，随时可以使用遥控器换台、或者不掏出口袋里的“五角钱”买报纸。

寻找评论员的过程开始并不明确，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但后来找着找着，越来越明晰了，说就是这样了。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每天下午，当天所讲的题目就要定下来。时效性的节目灵活性非常大，一般也会看看观众的兴趣点在什么地方，多准备一些话题。

（记者插言：这个世界实在是变化得太快了，时事新闻更是风云变幻，前分钟的新闻，可能五分钟后就“凉”了。碰到这种情况，您是如何随时根据“刷新”的信息纵横捭阖地加以分析呢？）

你现在认为什么深刻啊，这些都是主观的，我每天准备话题之前，都会考虑用怎样的表达方式，这个事件是不是最新的。可以这么说，每期《时事开讲》节目只有一个话题，但我手里有最少十个、二十个话题备用。这些话题是我一直以来就很关注，涉及国际、经济、中国各个方面，每个领域都可能有五六个关注的话题。我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这上面。

新闻发言人不是出了事情才讲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如何面对境外媒体是新时期新闻发言人遇到的严峻挑战。

曹景行以一名境外记者的独特视角，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学员们多次上课。曹景行的讲解针对境外记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生活环境不同等情况，强调顺畅有利的沟通，用他的话说：“用对方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才能提高新闻发布的效率，才有可能达到新闻发布的目的。”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发言人在国外，特别在西方已经很习以为常，在中国尽管已经有了二十年，但是中国政府发言人在中国和外国人的媒体看来还不够熟悉。您能帮我们比较一下香港的记者发布会和内地的有何不同？

曹景行：召开新闻发布会有一个基础是相同的，就是保持基本事实不变。当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他们的兴趣点提供信息，这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理解。

（记者插话：前不久采访白岩松时，当我问到他和您是两种风格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老师名单中，他就反问我，“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没什么不同的，还有人说我们很像呢，说我老了以后就会像曹先生那样。”）

我和白岩松受到邀请，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记者的眼里看新闻发言人。有时因为时间安排的关系，他先讲，然后我才到，等我讲的时候，我会说，白岩松说怎样怎样。如果非要说有不同，那这个“不同”可能只因为我是境外记者，和他有着不同的工作经历。

无论是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还是开新闻发布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沟通”。为什么大家感觉最近两年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完善，这跟政府通过这几年才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有关。这反映了目前的一种客观需求。政府本身有需求，需要一种体制，能够通过媒体来和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民众有需求，对资讯公开有着强烈渴求。

我认为新闻发布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越是新闻发布制度完善的国家，也是经济发达的社会。所谓发言人，就是代表机构、公司发布重要信息，维护机构、公司利益的人，他们要代表自己与外界沟通。

在香港，一个只有800万人的地方，已经将新闻发布制度很成熟地操作了几十年，运作了几十年。中国这么大，一下子就做好不太可能。但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渐走向完善。

对外大传播：您认为，内地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应该朝什么方向完善？

曹景行：讲内地新闻发言人的成功之处与尚有的欠缺，这与所代表的政府核心决策者的心态有关，他愿不愿意让新闻发言人讲话，到底愿不愿意面对媒体？当然新闻发言人嘛，他面对记者时的心态与技巧也很重要。你仔细观察一下，哪个省政府愿意面对媒体，哪个省就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媒体，就是起“沟通”的作用。新闻发言人不是出了事情才讲话，才和媒体打交道，应该主动与媒体建立长期关系。你工作做得好不好，最后的结局体现在有多少人接受你，如果你说的话，连你对面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你是失败的。

对外沟通最好的条件是人家愿意和你沟通

对外大传播：本刊2004年第一期曾邀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的一位教授写过一篇名为《帝国时代朝我们走来》的理论文章，其中有一个观点：西方霸权大国在政治上推行霸权主义，谋求君临天下，而在新闻传播中，企图构建传播帝国，主宰国际舆论的现状。

曹景行：他的观点，我并不认同，这有多重情况。国际上的确存在财大气粗、经济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你要承认人家比你强，当然，你可以把自己关起来，不和人家接触。就像我们国家五六十年代做的那样。那时候，美国的宇航员都登上月球了。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逐步强大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国际化啦。你已经走出去了，还想再退回来吗？

西方媒体是不是强势媒体？是。人家什么都比你强啊。但是也不应该完全悲观，你可以找找十年前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看看那上面政治、经济内容有多少涉及中国。现在，你也可以去统计一下，时间不用长，一个月，你再看看里面有多少关于中国的内容。

我一直强调中国是个大国，而不是强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不能制定游戏规则。当你成为真正的强国，别人也会听你的，遵守你所制定的规则。我们老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弱者的声音怎么能得到重视。你必须不断成长。昨天（笔者注：3月31日）的金融时报，第2版，刊登了欧盟接受沃尔福威茨作为新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候选人，而它的执行副行长是个很老练的中国人。

对外沟通最好的条件是人家愿意和你沟通。与外界沟通，你要意识到外界在影响你，你也在影响着外界。想想看，是单纯的外界强、中国弱，还是中国和世界相互影响着。

你要找有利的事做

对外大传播：您的父亲是我国已故著名学者、报人曹聚仁，他曾是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也被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秘密邀其“畅谈”，密商两岸和平统一事宜……

对于两岸关系，我们现在的状况和祖辈们不太一样，如何让台湾年轻人多了解大陆，是我们媒体的责任，您能谈谈“凤凰”是如何做的吗？

曹景行：在台湾，年纪再大一点的也多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血浓于水”可以提，但这不是基调，他们想听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益的事。原来他们就讲，“你打我啊，拿拳头打啊？你打不到。”因为有美国，美国会干涉。你一天到晚讲自己的看法，你骂他，这没有用。你要找有什么有利的事做，谋求共同的利益。

（背景：第三期我们杂志做了“知己知彼，让外宣走进受众群”的专题，在采访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天涯共此时》栏目的制片人时，他讲了一个故事：“记得有个台湾人说，你天天跟我说你是我爷爷，我知道了，你还天天说，五遍，十遍……我就会想你为什么非要强调‘你是我爷爷’，是不是因为你想教训我，想对我发号施令啊。”）

对外大传播：外宣中的确曾存在过这样的问题：“自说自话”，但现在，无论是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各种活动，还是涉外媒体所作的对外传播也好，这种情况是否得到了改善？

曹景行：无论在中国大陆也好，还是在东南亚地区，像新加坡、马来西亚，你讲“中国走向统一”，没问题，这个观点是大家的共识。我上台湾的电台联播，在新加坡接受采访，都这样讲。因为遏制“台独”，这一事实不会变。当基本原则不会变，而你的判断又符合事实，你就敢说。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我讲的方式不同，比如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我就会从维护地区安全的角度讲，他们都很容易接受。

你要抓住关键。这个关键可能就是一句话。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发表就职演说时，许多民进党、专家学者在新闻采访连线中常常剖析“这句话有三种意思”，那句话又代表什么。我只听了一句，哪一句？他到底是要“制宪”，还是要“修宪”？“制宪”就是制定新的想法，说明他想成为独立的政权。结果，好了，他是“修宪”，这说明他不敢发动战争。

还有这次“两会”，《反分裂国家法》一通过，我当时在会场的二楼，身边的台湾记者说，“哗，这么强硬啊。”我就说：“有了这个法，打仗的可能性是大了还是小了？”

（记者插言：长久以来，陈水扁像个孩子，总是试探着我们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做一件事情，看看你的反应，如果你生气了，他再往后退一步。你如果没反应，他就再往前走。）

有了《反分裂国家法》，陈水扁不敢撞这个底线，打仗的可能性小了嘛。那就是好事，我只关心这个。

对外大传播：您总说“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希望我在场”，1998年10月你曾采访了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大陆之行，能讲讲当时的情形吗？

曹景行：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也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他们的沟通建立在理解之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很悲哀地看到他们的老去。

两位老人（指汪道涵、辜振甫两位先生――本刊注）的存在本身就是两岸关系和缓的象征，辜振甫的仙逝让这种象征意义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