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光印象

    这是一次奇特的体验，深秋的南开园，在汉语言文学院的教室里，我旁听了一位中国教授给他的美国学生们用英语上的一堂生动的中国历史课。站在讲台上的这位睿智、亲切、极富感召力的教授正是赵启光先生。

    看着他给美国学生耐心细致并充满情感地讲解着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不禁心生感慨：就是这个特殊的课堂，这个让西方人了解真实中国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让赵教授经过了艰难的斗争与磨炼,并经历了长达１５年的时间考验，除了一个超然忘我的追梦人，还有谁能做得到呢?

    赵启光是一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本可以在象牙塔内享受学者的荣耀及优越的物质生活，但他却像一位民间“外交大使”，发起建立了一个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组织美国学生到中国来，让他们置身于中国的文化氛围里，去感受、去理解，再把理解带回去传播。赵启光教授所做的这个项目是目前南开大学时间最长的对外教育交流项目。

    时间倒流到３６年前，美国的阿波罗号飞船登上了月球，因“文革”而离开校园的赵启光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下了一首诗:

    “惊闻彼岸登月球，陋室闭门且埋头，浩气荡荡曾自许，赤膊条条任去留。

    羞逐社子睹梨栗，冷观潮儿弄激流，击节长歌歌何苦，坎坷未信此生休。”

    那是一个少年壮志的出师表，也是他学习英语的开始。那时，与世界先进技术对话，与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梦想已然在他心中萌生。大学毕业后，他又攻读了“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后获得了留学美国的机会，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他仅用了５年就读完了别人七八年才能完成的“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当年就找到了在美国卡尔顿大学教书的工作，又很快从助教授升到终身教授、正教授、系主任、讲座教授。他的人生经历在不断充实着他的梦想。

    在卡尔顿大学，他开创了中文专业。那时，在美国搞中国文化研究的人大多是台湾的教育背景，美国学校与台湾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较多，而面向中国内地的交流却是一个空白。赵启光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面向中国内地的文化教育交流，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中国真的太需要让世界了解了。

    如今，１５年过去了，赵启光所做的事起到了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带过的学生回去后做了许多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西方了解的事。他们中有的是使、领馆工作人员，有的是美国政府驻华商务代表，搞中文教育、中文研究的就更多了。赵启光的兄长是国务院新闻办的要员，被誉为“中国新闻第一官”，用他哥哥的话说，他已经培养了大批“亲华派”。赵启光说：“哥哥在做官方外交，我在做民间外交。”他说：“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但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出去的多，别人进来的少，所以我立志去做带进来的事，因为认识与理解不单靠说教来解决，要靠踏踏实实地工作。对我来说这就是从教育做起的民间外交，我深信学了汉语、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人是不会憎恨中国的……”

    尽管回来的时间短，安排的工作多，日程里充满忙碌，但与赵启光教授交流却能时时感受到他的淡泊与从容，这是只有那种心灵超脱的人才可以拥有的品质———努力去做事，能做成事但又不功利、不张扬，还拥有内心的宁静与超然。

    赵启光教授说，他的人生轨迹由两条平行线组成：一条是经历的事；一条是内心感受与认知。

    赵启光人生的每一步都迈得比别人早，他在大学时百米跑成绩是11.2秒，是学校的冠军，游泳、滑冰等项目也都名列前茅，他说：“人生要成功，就得第一个起跑，这是体育竞技给我的启示，抢先起步，道路坦荡无人走，落后一步则得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赵启光教授说：“要做成事，除了丰富的知识、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但不要认真对待自己，认真去做事，不太去想自己的得失。不以功利为标准，才能超脱自我，达到一个悠然的境界。”这也许就是他能坚持十几年做事，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原因，更是他走过人生每一步的准则。赵启光对林则徐为其婿批改的一副对联颇为感慨，原联是：“一勾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林则徐把它改成了“一勾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从“必”到“况”一字之改体现了不同的人生观。赵启光说，我觉得对己应该是前者，即“何必清辉满十分”，而对事则应是后者，即“何况清辉满十分”。他把这副对联贴在了办公室的门口，并特意在“何必”旁边写上“何况”，以表达他的人生理念。

    记者：您是美国一所学费与哈佛大学不相上下的私立大学的终身教授，为什么却不辞辛苦地去做带学生来中国这件“分外”的事？

    赵启光：中国人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了解超过了西方人对我们的了解，西方人总是隔着很多层才了解到我们，所以这就容易产生偏差和误解。正因为如此，我才致力于让西方人近距离了解中国。我在美国的大学创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我努力争取下来这个交流项目把美国学生带到中国来，其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学会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带回去传播开来，创造一个共同美好的世界。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出去的多，别人进来的少，所以我有志去做带进来的事。对我来说也就是这种从教育做起的“民间外交”。我深信学习了汉语，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人是不会恨中国的。

    记者：一个比较文学教授从事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对于一般人来说多少会有些费解，您能简单描述一下您所从事这项活动的内容吗？

    赵启光：这个项目每两年一次，组织美国卡尔顿大学部分在校生到南开大学学习中文，接受中国历史和文化教育，每次交流的时间是１０周，主课堂在南开大学，同时安排学生们去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和现实发展状况的地方，既到沿海发达城市也去贫困地区，目的是让学生们了解最真实的中国，在这些地方一般安排参观与座谈，有时也有现场课。比如有一次我给他们讲抗日战争史，就带他们去了太行山区和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日军被消灭的山谷边，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这次我们去了西安、内蒙古、上海等地，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教育主题。

    记者：您生长在天津，父母又都是南开大学的知名教授，是不是这个原因让您把这个交流项目选在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赵启光：有这方面一些因素。虽然南开大学有一定的人和优势，但选哪所学校，在哪个城市，必须经过学校委员会严谨的论证和考查才能定。当时有３个候选院校包括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选南开大学首先是考虑它的对外汉语教学实力较强。另外它处在普通话区，与北京又近，这就比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占了较多的优势。再有就是因为天津这个城市朴素的中国文化特色，天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方面它开埠较早，受西方影响较多，而另一方面它的本土特色又保持得很深，城市中既有五大道，又有“三不管”、鼓楼等，有保存很好的民间文化和老民俗，天津这个城市是了解中国文化、了解社会民俗的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他们最终决定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做这个项目。

    记者：如果按时间推算，这个项目开始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下，项目的运作方式是否会不同？

    赵启光：对，当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即使没有当时特殊背景，说服学校在中国内地做这个项目也不容易。因为当时在美国搞中国文化研究的人员大多是在台湾受的教育，由这部分人牵线的美国学校与台湾的交流较多，而面向中国内地的交流项目几乎没有。所以我先得让他们了解与中国内地交流的重要性，说服他们认可这个方向。

    记者：在艰难的争取过程中，哪些努力最终起了决定性作用？

    赵启光：几方面的争取与努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那些被我带来的委员会成员，因为是由他们最终来做决定。委员会成员里有著名学者洪长泰教授，是中国民俗学专家，还有一个历史系的教授，叫史密斯，他在１９４６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接收日本投降时被派到天津当过兵，这是个必须争取的重要人物，于是我不仅邀请他来中国，还特意陪着他到天津寻找他当年当兵时的兵营，虽然后来那个兵营并未找到，但他却重温了这个城市的亲切，更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史密斯教授后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一个人坚持做事总该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您的这种动力来自于什么，您所做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是目前南开大学时间最长的外教项目，您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

    赵启光：１５年时间确实不算短,除了教学和写作，这个项目花了我不少时间。项目争取时不容易，争取下来后要获得学生们的认可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报名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多，以至于学校要限制我每次带来的人数，否则就会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安排。这个过程让我切身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对西方人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这是祖国日异强大的标志，这种自豪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这些年来，我每次回来的日程及教学内容都会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政治、经济热点进行安排和调整，每次的重点不同，收获也不同。虽然是相同的一件事，每次都像在做一件新事，并不平淡与枯燥。说到困难，我只想阐述一个观点：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重要一点应该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事而不是认真对待自己。所谓困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关乎个人得失的事，认真去做事，少考虑个人得失，有这种心态是不会以困难为借口去放弃的。

    记者：这么多年来，一批批外国学生来到中国，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

    赵启光：他们了解了真实的中国，他们被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震撼，这些都是他们过去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全面的。这次有位学生就在论文中写道：“为什么有的人会以为美国比中国好？其实虽然很多方面美国好，但中国也有最好的，各国应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不用去缩短他们的差别，中国将来能成为更强的国家。”这些学生回去后很多人都在做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西方了解的事，他们中有的做了美国政府驻华商务代表，使、领馆工作人员中经常有我们的学生，搞中文教育与研究的人就更多了。

    记者：您的人生经历不同寻常，所做的事也很了不起，其过程必定充满困难与坎坷。不知您是靠怎样一种精神或信仰来支撑和鼓舞自己的？

    赵启光：国外许多人都信奉宗教，但我相信自己的宗教———大自然。当我遇到困难或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总要走到野外去抬头看看星空，人生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我想，人在宇宙中像一粒尘埃微不足道，这种谦虚反而会给人以自信。人生是要顺应大自然的，只有在大自然的感召下才能尽情发挥作用。就拿人的生命来说，无论怎样聪明一生、智慧一生，到头来还要面对回归自然。懂得这些道理就不会为一些小事情而烦恼。“星空”往往是解答我人生种种困境的最好答案。现在的人整天忙忙碌碌，追求物质生活的多，追求精神生活的少。其实，拿出一点点时间看看星空，冷静思考一下，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感悟人生。自然是我的信仰。

    记者：您做学问、写书还有致力于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事业，这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如何像一条“主线”牵引您的?

    赵启光：“主线”这个词你用得很好。我是研究“比较文学”的，我觉得，两种现象的交汇处是最美的。例如，高山与平原的交汇，显露出山的伟大；海洋与陆地的交汇，展现出大海的浩瀚。中西文化相碰撞、接触的地方，就像一幅美丽的海滨图画绚丽多姿。这就是我如此喜欢“比较文学”的理由，也是我热衷于把外国学生带到中国来的原因。如果说，这是一条“主线”的话，它还是牵引我走出国门到外面去的动机。所以，在差异中寻找两者的区别，在区别中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一种乐趣与探求。

    记者：您所拓展的“比较学”实际上蕴涵着很深刻的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请谈一谈您对现代哲学问题的看法。

    赵启光：一个人生活中总是与安全和危险相伴随的。尼采说“livedangerously”（在危险中生活），而孔子主张中庸之道，凡事做到不偏不倚，力争安全、准确。我觉得在安全与冒险交接处的安全一侧漫游，是最独特和有意义的。这也是刚才说的两种现象的交汇处是最美的。如果一个人有所创造，就应该在边缘中体验人生之美。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哲学革命，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思想的时代，是实践的时代，或者讲是急功近利的时代。现在有些人富裕点了，都在比房子、比汽车和比票子，都在拼命地做事情。是否应该停下来歇口气，多想一想、多分析分析，享受一下内心的宁静呢？思想、行动和感受应该在交汇处平衡协调，这是我随时想到的一点哲学观。

    ■赵启光简介

    出生于北京，在天津长大。“文革”后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美文学系硕士。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就职。１９８２年赴美国留学。１９８７年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受聘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敦大学，创建该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现任卡尔敦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终生教授、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南开大学、西藏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康拉德作品选》、《东西方龙的研究》（英文）、《异乡异客》、《客舟听雨》、《世路心程》（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