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感受杨澜阳光般的温暖。

    3月，北京。当时钟滴滴答答地走到10点，杨澜的笑容准时出现在了记者的眼前。

    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我就是一个记者”。并不习惯被人称作“主席”，杨澜微笑着，自信而谦和。

    美丽、聪慧、优雅、知性，太多美好的词汇曾被用在杨澜身上。而两个多小时的对话，更让我们触摸到美好表象下，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脉动着的阳光般的温暖。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社会主体的可预见的思维方式

    “我们一起努力，赚更多的钱，捐更多的钱”，这是在年初举行的一次员工聚会上，杨澜的祝酒词。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在全国“两会”上呼吁为慈善立法，慈善已经融入杨澜的生活中，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解放周末：2003年，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第一份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呼吁增加民间慈善机构。两年过去了，您又提交了《如何加快慈善立法的进程》的提案，呼吁为慈善立法。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为何对慈善事业情有独钟？

    杨澜：最开始做慈善，是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而随着参加的慈善活动越来越多，慈善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感情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处处离不开商业运作。去年我建立基金会，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慈善文化，形成基金会的传统。

    解放周末：一提起慈善，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红色的捐款箱和每年几次大型活动的热闹场面，可是热闹过后，冷静审视，慈善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还是陌生的。

    杨澜：这反映的是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发达。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捐800美元,慈善捐款占GDP2%以上。中国的数字是，在过去10年里，每个国民的捐款是1.7美元，也就是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捐一元钱。2005年，全国慈善捐款共计40亿元左右，占GDP的万分之二。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这个数字折射出的又是怎样的慈善文化呢？我参加过国内很多家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年终总结活动，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当主办方在做总结时，会非常兴奋地宣布：他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今年获得了3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当中国的GDP有18万亿元时，我们一个大型的慈善基金会一年的善款只有300万元，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爱心。

    解放周末：有时候人们心里虽然充满了爱，但是怕被人怀疑动机，还是不愿轻易地流露。

    杨澜：的确是这样。中国人从来不乏爱心，给予别人帮助是中国人的好传统，但是像你说的，怕被人怀疑动机，这就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很多人并不是不愿意捐赠，而是在渠道上现在还有疑问，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我的钱到哪去了”。所以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完整的法律监控和管理，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健康的、强健的慈善公益事业体系，通过有可信度、真正起作用的体系，能够让大家打消这些疑虑，让大家能够把热情和善心释放出来。

    解放周末：普通人不捐款，担心的是钱的流向；而有些富人怕捐款，担心的则是被人误解。比如你和丈夫吴征捐出“阳光媒体投资”权益的51%建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本是一件大好事，社会上却出现某种质疑的声音。对此，你怎么看？

    杨澜：对慈善本身，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声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知道你捐款了，还捐了不少，就难免有人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是不是为了出名啊，他会下意识地怀疑你的动机。我做基金会前，有朋友就跟我说了，你要有准备，可能会有不同反应。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但问题是等到别人再想做这样的事时，他看到前面做事的人被大家怀疑动机不纯，他承担的心理压力可能比我要大，行动阻力也比我要大。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社会主体、主流的可预见的思维方式。只要大家能做好事，形成一种氛围，就是社会的进步，就是文化的进步。

    解放周末：一些不健康、非良性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羁绊住慈善者献出爱心的脚步，甚至会让慈善者感到是一种痛苦的负担。

    杨澜：在我的例子上倒没这么严重。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待孩子一样让它慢慢地成长，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慈善对我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愿意与别人分享，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业，不存在我需要得到别人认可，我才能去做。只要我帮助的人接受了我，我的分享愿望就达成了。而我更关注的，是这种分享的过程给我带来的快乐。

    社会需要的是可以支撑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鼓励创新和想象

    这些年来，杨澜已经实现了三次优雅的转身：主持《正大综艺》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选择赴美深造；主持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正当红时，又毅然辞职，去创办亚洲第一个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在阳光传媒集团渐渐风生水起的时候，再次急流勇退，创办慈善基金会。杨澜的经历，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而线索，则是她“不安分”的思维方式。

    解放周末：你说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很多企业把写在墙上的“团结、求实、创新”这样的字句当作企业文化。

    杨澜：这个不等于企业文化。还有像企业里谁的书法好，搞个书法展，这也谈不上是企业文化，而只是一种业余文化生活。什么是企业文化？它是从最基层的一个员工的创意变成一个决策，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员工要报销一笔费用，需要经过多少人审批；上级下达指令，下级敢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网络时代的企业文化就是平等互动。

    解放周末：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中还缺少些什么？

    杨澜：社会需要的是可以支撑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鼓励创新和想象。我们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看它鼓励不鼓励创新、鼓励不鼓励人们发挥想象力。创新的人如果失败了，这个社会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久前，我给陈天桥作了个专访。他说，有时候感觉现在社会的氛围并不是鼓励创新的，当你创新的时候，有的人就等着看你的笑话；一旦你成功了，一夜之间，大家就蜂拥而上，抄袭、模仿你的产品，用普遍的低价竞争，迅速榨干你的利益，挤压你的空间，像电视机、DVD、学习机、电脑等等，都是这样。作为一个创新者，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风险、名誉风险、个人风险……同时，他的利益却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解放周末：失败了的创新者，还可能要承受被别人嘲笑的痛苦。

    杨澜：我们的社会氛围并没有给这些创新的人提供宽松的环境，宽容他们的失败，让他们享受创新成功的利益。

    解放周末：宽容和等待，是创新者的一种希望。

    杨澜：文化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本身能看到的东西，就像我们弘扬中国文化，不是非让外国人买中国的山水画。文化是看不到的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是内敛和含蓄的，所以更需要鼓励创新和想象力。

    解放周末：创新的动力往往是内心的“不安分”、不满足，你的经历，也似乎充满着“不安分”。

    杨澜：决定我们是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我不愿意过重复的生活，一直想变化。我的想法是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是在保守中成功。有时候回到母校，我总是鼓励师弟师妹，要创造，要创新，要有创新的勇气。我和他们讲，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身体好，而是你输得起。年轻人更应该有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当你有一种激情的时候，你就应该为之努力，你的人生才有幸福感，哪怕要遭受失败。

    解放周末：阳光卫视是否是你的一次创新失败？

    杨澜：既然要创新，必须要有承担失败的心理准备，谁的前途都不可能全是玫瑰色。从经营上讲，阳光卫视的确没有盈利，不能算成功，但成功和失败有不同的衡量。阳光卫视是亚洲第一个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频道。现在的很多频道，包括央视10套和上海的纪实频道，不能说没有受到阳光卫视的影响。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

    解放周末：你提供的是一种创新的模式。

    杨澜：但创新就可能存在风险，既要有创新的勇气，也要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经营阳光卫视，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磨炼。不过，满怀激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远远比做别人给你安排好的事情要快乐得多。约翰·克里斯朵夫说过：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没有创造，人只能是漂浮在地面上的影子。想一想，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因为你的努力，产生了，这是一件多美妙的事啊。

    解放周末：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它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而自我实现的过程往往也是创新和发挥想象力的过程。

    杨澜：自我实现，离不开激情、创新和想象力。激情是创意的灵魂。一个对生活没有渴望，没有激情的人，是不可能创造的。而创造又是个人幸福、快乐的源泉。人生的幸福在于创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钱全都留给孩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剥夺孩子自我创造生活的快乐。如果我儿子想当个画家，为什么非让他去经营一个媒体？这不是对他的爱护，而是强加给他人生的压力和痛苦。

    母亲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维方式

    杨澜是一位平衡高手。她既是众多人眼中的“职场完美女性”，又是儿女心中的“漂亮妈妈”。只要不出差，她每天都要抽时间陪9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一起看卡通、做游戏、学古文。在她看来，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是母亲的最大责任。

    解放周末：你说人生的快乐在于创造，但很多父母，包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是将教育表面化了。您觉得我们的教育需要怎样的文化呢？

    杨澜：我们从前的教育是强调表面意义的多，强调真情实感的少。我们的教育需要的是爱的文化、人性化的文化。我目前在教孩子学习《三字经》和《弟子规》，《弟子规》里面讲“（父母）丧三年常悲咽”，我儿子就觉得很奇怪，问我怎么把悲伤多少年都做了规定啊，为什么是三年？不能四年，不能两年半吗？

    解放周末：刻板的行为规范，其实是违背人性的。

    杨澜：也是违背爱的文化的。如果我真怀念先人，不一定要悲悲切切三年整；如果我真担心父亲被蚊子咬，不一定非要自己躺下，先让蚊子咬个够。这样做多做作，多矫情啊。而我们的教育，恰恰是忽视了符合人性的真爱。比如过去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宣传事迹，当母亲病危的时候，某位同志坚持参加突击月，或是坚持上班、写报告、写总结，如果真是为了国家安危、民族尊严，离了你就不行了的事业，不去看病危的妈妈，也就罢了，但就为了把报告写完，参加个会议，不顾自己的母亲，这是我们应该倡导的吗？还好，现在这样的宣传越来越少了。

    解放周末：偏离人性的教育是冰凉的。

    杨澜：人性就是正常。孩子有私心是正常的，不要训斥他；当他和别的小朋友抢玩具时，不要骂他，不要反人性地教育他。我们的教育开始时太重视知识，不重视培养思维方式，让孩子忙着做各种作业题，后来又是“奥林匹克”，可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着重培养的不是思维方式；后来又把知识变成了“素质”，孩子要会弹钢琴，会画画，会跳舞……其实这些也都是知识和技能，还不是思维方式。

    解放周末：孩子思维方式的养成，往往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澜：教育孩子，再好的老师都不能取代母亲。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名母亲，她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维方式。语文、数学这些知识老师可以教会，但孩子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面对嫉妒，如何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都需要母亲去教他。

    同时，做母亲也是需要学习的。

    前一段时间，我的孩子从上海转学到了北京，刚开始时他很不开心，总抱怨说到了北京就见不到上海的老师和同学了。起初我劝他还可以交新的朋友，后来我看了一本心理学的书，是教妈妈如何在人生的不同情境里教育孩子的。其中有个小节就讲的是搬家，书里说搬家在大人心目中，不是件特别大的事，但是在小孩子小小的头脑中却是件天大的事。因为他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别的同学都已经相互成了朋友，而他是个陌生人，他要面临很多的选择。书中说，做父母的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新的朋友圈来宽慰孩子，这会让他有一种背叛感、负罪感。他会觉得妈妈帮我交新朋友，我就可以忘了老朋友。你一定要和他说，会帮助他与老朋友保持联系。后来，我就主动帮他搜集整理上海同学和老师的联系方式，还建议他隔段时间就要打电话问候这些老朋友，回到上海要和他们见面聚会。

    解放周末：培养思维方式比单纯获得知识更重要，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形成。

    杨澜：在我看来，有一个平衡和丰富的人生，要比单纯在事业上成功更加可贵。我告诉孩子，学习只要尽力就行，90分就够，不用考100分；应该出去玩去，出去锻炼；而遇到别人不公正的对待你，要知道反抗。小时候儿子被院子里的大孩子欺负，哭着回家了，我会说，回去，让他们给你道歉。让他在应该愤怒的时候愤怒，在觉得不公的时候表达，不能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这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

    解放周末：现在你们的两个孩子什么方面最让你感到骄傲？

    杨澜：他们懂得分享爱。女儿特别愿意帮老师干活，午睡醒来，她起来先自己穿好衣服，然后帮其他小朋友扣扣子；大家玩完玩具，她主动留下来帮老师收拾。她不是为了讨好老师，而是这样做，让她感觉自己很能干。

    解放周末：从小就让他们体会分享爱的快乐。

    杨澜：我儿子特别喜欢画画，画卡通什么的，课间的时候，小朋友就会让他送他们画，排着队请他画画。他得到很大的快感，也不出去玩，就在那给这个画，给那个画。我跟他说，能不能送我几张？现在我办公室里挂着的就是我孩子的画，我认为可以不挂张大千的画，但是我一定要挂我儿子的画，这既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鼓励创造的思维方式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