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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为论坛致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致开幕辞 ·跨文化传播论坛于2006年8月30-31日在中国 ∙ 北京 ∙ 昆仑饭店举行
杨澜: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

    对话中,感受杨澜阳光般的温暖。

    3月,北京。当时钟滴滴答答地走到10点,杨澜的笑容准时出现在了记者的眼前。

    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我就是一个记者”。并不习惯被人称作“主席”,杨澜微笑着,自信而谦和。

    美丽、聪慧、优雅、知性,太多美好的词汇曾被用在杨澜身上。而两个多小时的对话,更让我们触摸到美好表象下,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脉动着的阳光般的温暖。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社会主体的可预见的思维方式

    “我们一起努力,赚更多的钱,捐更多的钱”,这是在年初举行的一次员工聚会上,杨澜的祝酒词。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在全国“两会”上呼吁为慈善立法,慈善已经融入杨澜的生活中,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解放周末:2003年,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第一份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呼吁增加民间慈善机构。两年过去了,您又提交了《如何加快慈善立法的进程》的提案,呼吁为慈善立法。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为何对慈善事业情有独钟?

    杨澜:最开始做慈善,是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而随着参加的慈善活动越来越多,慈善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感情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处处离不开商业运作。去年我建立基金会,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慈善文化,形成基金会的传统。

    解放周末:一提起慈善,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红色的捐款箱和每年几次大型活动的热闹场面,可是热闹过后,冷静审视,慈善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还是陌生的。

    杨澜:这反映的是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发达。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捐800美元,慈善捐款占GDP2%以上。中国的数字是,在过去10年里,每个国民的捐款是1.7美元,也就是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捐一元钱。2005年,全国慈善捐款共计40亿元左右,占GDP的万分之二。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这个数字折射出的又是怎样的慈善文化呢?我参加过国内很多家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年终总结活动,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当主办方在做总结时,会非常兴奋地宣布:他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今年获得了3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当中国的GDP有18万亿元时,我们一个大型的慈善基金会一年的善款只有300万元,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爱心。

    解放周末:有时候人们心里虽然充满了爱,但是怕被人怀疑动机,还是不愿轻易地流露。

    杨澜:的确是这样。中国人从来不乏爱心,给予别人帮助是中国人的好传统,但是像你说的,怕被人怀疑动机,这就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很多人并不是不愿意捐赠,而是在渠道上现在还有疑问,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我的钱到哪去了”。所以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完整的法律监控和管理,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健康的、强健的慈善公益事业体系,通过有可信度、真正起作用的体系,能够让大家打消这些疑虑,让大家能够把热情和善心释放出来。

    解放周末:普通人不捐款,担心的是钱的流向;而有些富人怕捐款,担心的则是被人误解。比如你和丈夫吴征捐出“阳光媒体投资”权益的51%建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本是一件大好事,社会上却出现某种质疑的声音。对此,你怎么看?

    杨澜:对慈善本身,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声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知道你捐款了,还捐了不少,就难免有人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是不是为了出名啊,他会下意识地怀疑你的动机。我做基金会前,有朋友就跟我说了,你要有准备,可能会有不同反应。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但问题是等到别人再想做这样的事时,他看到前面做事的人被大家怀疑动机不纯,他承担的心理压力可能比我要大,行动阻力也比我要大。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社会主体、主流的可预见的思维方式。只要大家能做好事,形成一种氛围,就是社会的进步,就是文化的进步。

    解放周末:一些不健康、非良性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羁绊住慈善者献出爱心的脚步,甚至会让慈善者感到是一种痛苦的负担。

    杨澜:在我的例子上倒没这么严重。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待孩子一样让它慢慢地成长,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慈善对我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愿意与别人分享,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业,不存在我需要得到别人认可,我才能去做。只要我帮助的人接受了我,我的分享愿望就达成了。而我更关注的,是这种分享的过程给我带来的快乐。

    社会需要的是可以支撑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鼓励创新和想象

    这些年来,杨澜已经实现了三次优雅的转身:主持《正大综艺》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选择赴美深造;主持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正当红时,又毅然辞职,去创办亚洲第一个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在阳光传媒集团渐渐风生水起的时候,再次急流勇退,创办慈善基金会。杨澜的经历,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而线索,则是她“不安分”的思维方式。

    解放周末:你说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比如很多企业把写在墙上的“团结、求实、创新”这样的字句当作企业文化。

    杨澜:这个不等于企业文化。还有像企业里谁的书法好,搞个书法展,这也谈不上是企业文化,而只是一种业余文化生活。什么是企业文化?它是从最基层的一个员工的创意变成一个决策,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员工要报销一笔费用,需要经过多少人审批;上级下达指令,下级敢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网络时代的企业文化就是平等互动。

    解放周末: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中还缺少些什么?

    杨澜:社会需要的是可以支撑起生命重任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鼓励创新和想象。我们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看它鼓励不鼓励创新、鼓励不鼓励人们发挥想象力。创新的人如果失败了,这个社会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久前,我给陈天桥作了个专访。他说,有时候感觉现在社会的氛围并不是鼓励创新的,当你创新的时候,有的人就等着看你的笑话;一旦你成功了,一夜之间,大家就蜂拥而上,抄袭、模仿你的产品,用普遍的低价竞争,迅速榨干你的利益,挤压你的空间,像电视机、DVD、学习机、电脑等等,都是这样。作为一个创新者,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风险、名誉风险、个人风险……同时,他的利益却得不到有力的保障。

    解放周末:失败了的创新者,还可能要承受被别人嘲笑的痛苦。

    杨澜:我们的社会氛围并没有给这些创新的人提供宽松的环境,宽容他们的失败,让他们享受创新成功的利益。

    解放周末:宽容和等待,是创新者的一种希望。

    杨澜:文化的外延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本身能看到的东西,就像我们弘扬中国文化,不是非让外国人买中国的山水画。文化是看不到的思维方式,东方的思维方式是内敛和含蓄的,所以更需要鼓励创新和想象力。

    解放周末:创新的动力往往是内心的“不安分”、不满足,你的经历,也似乎充满着“不安分”。

    杨澜:决定我们是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我不愿意过重复的生活,一直想变化。我的想法是宁可在尝试中失败,也不是在保守中成功。有时候回到母校,我总是鼓励师弟师妹,要创造,要创新,要有创新的勇气。我和他们讲,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身体好,而是你输得起。年轻人更应该有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当你有一种激情的时候,你就应该为之努力,你的人生才有幸福感,哪怕要遭受失败。

    解放周末:阳光卫视是否是你的一次创新失败?

    杨澜:既然要创新,必须要有承担失败的心理准备,谁的前途都不可能全是玫瑰色。从经营上讲,阳光卫视的确没有盈利,不能算成功,但成功和失败有不同的衡量。阳光卫视是亚洲第一个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频道。现在的很多频道,包括央视10套和上海的纪实频道,不能说没有受到阳光卫视的影响。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

    解放周末:你提供的是一种创新的模式。

    杨澜:但创新就可能存在风险,既要有创新的勇气,也要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能力。经营阳光卫视,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磨炼。不过,满怀激情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远远比做别人给你安排好的事情要快乐得多。约翰·克里斯朵夫说过: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没有创造,人只能是漂浮在地面上的影子。想一想,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因为你的努力,产生了,这是一件多美妙的事啊。

    解放周末: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它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而自我实现的过程往往也是创新和发挥想象力的过程。

    杨澜:自我实现,离不开激情、创新和想象力。激情是创意的灵魂。一个对生活没有渴望,没有激情的人,是不可能创造的。而创造又是个人幸福、快乐的源泉。人生的幸福在于创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钱全都留给孩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剥夺孩子自我创造生活的快乐。如果我儿子想当个画家,为什么非让他去经营一个媒体?这不是对他的爱护,而是强加给他人生的压力和痛苦。

    母亲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维方式

    杨澜是一位平衡高手。她既是众多人眼中的“职场完美女性”,又是儿女心中的“漂亮妈妈”。只要不出差,她每天都要抽时间陪9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一起看卡通、做游戏、学古文。在她看来,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是母亲的最大责任。

    解放周末:你说人生的快乐在于创造,但很多父母,包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是将教育表面化了。您觉得我们的教育需要怎样的文化呢?

    杨澜:我们从前的教育是强调表面意义的多,强调真情实感的少。我们的教育需要的是爱的文化、人性化的文化。我目前在教孩子学习《三字经》和《弟子规》,《弟子规》里面讲“(父母)丧三年常悲咽”,我儿子就觉得很奇怪,问我怎么把悲伤多少年都做了规定啊,为什么是三年?不能四年,不能两年半吗?

    解放周末:刻板的行为规范,其实是违背人性的。

    杨澜:也是违背爱的文化的。如果我真怀念先人,不一定要悲悲切切三年整;如果我真担心父亲被蚊子咬,不一定非要自己躺下,先让蚊子咬个够。这样做多做作,多矫情啊。而我们的教育,恰恰是忽视了符合人性的真爱。比如过去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宣传事迹,当母亲病危的时候,某位同志坚持参加突击月,或是坚持上班、写报告、写总结,如果真是为了国家安危、民族尊严,离了你就不行了的事业,不去看病危的妈妈,也就罢了,但就为了把报告写完,参加个会议,不顾自己的母亲,这是我们应该倡导的吗?还好,现在这样的宣传越来越少了。

    解放周末:偏离人性的教育是冰凉的。

    杨澜:人性就是正常。孩子有私心是正常的,不要训斥他;当他和别的小朋友抢玩具时,不要骂他,不要反人性地教育他。我们的教育开始时太重视知识,不重视培养思维方式,让孩子忙着做各种作业题,后来又是“奥林匹克”,可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着重培养的不是思维方式;后来又把知识变成了“素质”,孩子要会弹钢琴,会画画,会跳舞……其实这些也都是知识和技能,还不是思维方式。

    解放周末:孩子思维方式的养成,往往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杨澜:教育孩子,再好的老师都不能取代母亲。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名母亲,她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和思维方式。语文、数学这些知识老师可以教会,但孩子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面对嫉妒,如何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都需要母亲去教他。

    同时,做母亲也是需要学习的。

    前一段时间,我的孩子从上海转学到了北京,刚开始时他很不开心,总抱怨说到了北京就见不到上海的老师和同学了。起初我劝他还可以交新的朋友,后来我看了一本心理学的书,是教妈妈如何在人生的不同情境里教育孩子的。其中有个小节就讲的是搬家,书里说搬家在大人心目中,不是件特别大的事,但是在小孩子小小的头脑中却是件天大的事。因为他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别的同学都已经相互成了朋友,而他是个陌生人,他要面临很多的选择。书中说,做父母的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新的朋友圈来宽慰孩子,这会让他有一种背叛感、负罪感。他会觉得妈妈帮我交新朋友,我就可以忘了老朋友。你一定要和他说,会帮助他与老朋友保持联系。后来,我就主动帮他搜集整理上海同学和老师的联系方式,还建议他隔段时间就要打电话问候这些老朋友,回到上海要和他们见面聚会。

    解放周末:培养思维方式比单纯获得知识更重要,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形成。

    杨澜:在我看来,有一个平衡和丰富的人生,要比单纯在事业上成功更加可贵。我告诉孩子,学习只要尽力就行,90分就够,不用考100分;应该出去玩去,出去锻炼;而遇到别人不公正的对待你,要知道反抗。小时候儿子被院子里的大孩子欺负,哭着回家了,我会说,回去,让他们给你道歉。让他在应该愤怒的时候愤怒,在觉得不公的时候表达,不能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这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

    解放周末:现在你们的两个孩子什么方面最让你感到骄傲?

    杨澜:他们懂得分享爱。女儿特别愿意帮老师干活,午睡醒来,她起来先自己穿好衣服,然后帮其他小朋友扣扣子;大家玩完玩具,她主动留下来帮老师收拾。她不是为了讨好老师,而是这样做,让她感觉自己很能干。

    解放周末:从小就让他们体会分享爱的快乐。

    杨澜:我儿子特别喜欢画画,画卡通什么的,课间的时候,小朋友就会让他送他们画,排着队请他画画。他得到很大的快感,也不出去玩,就在那给这个画,给那个画。我跟他说,能不能送我几张?现在我办公室里挂着的就是我孩子的画,我认为可以不挂张大千的画,但是我一定要挂我儿子的画,这既是对孩子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鼓励创造的思维方式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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